1260年蒙古首领忽必烈即汗位，建元“中统”。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先后消灭金朝、西夏、大理等政权。1276年攻占临安，南宋覆亡。1279年经崖山海战后逼杀南宋君臣与十余万军民跳海，“秦时明月汉时关，南宋沉没在海滩……”，（史上最悲壮的一页）消灭南宋残余势力，完全统一中国，结束了自五代十国以来的分裂局面。元朝疆域空前广阔，北至北海、东到日本海，在澎湖列岛设置巡检司。元朝实行一省制，在中央设中书省，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处理政务。地方实行行省制度，开中国行省制度之先河。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较繁荣，其整体生产力不如宋朝，期间出现了元曲和散曲等文化形式。元朝时与各国外交往来频繁，各地派遣的使节、传教士、商旅等，其中威尼斯商人尼可罗兄弟及其子马可波罗得到元朝皇帝宠信，在元朝担任外交专使的外国人。元廷曾要求周边一些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臣服，接受与元朝的朝贡关系，但遭到拒绝，故派遣军队进攻攻打这些国家或地区，其中以元日战争最为著名，也最惨烈。但最终以蒙古联军（蒙汉朝鲜三大族）大败告终，日本皇朝依靠大海飓风的天险和精良兵器抵抗了大元的入侵，避免了亡国的命运…………
忽必烈多次派使者赴日本要求日本称臣纳贡，高丽国王也致书日本人要求他们向蒙古人屈服，但每次日本人都轻蔑地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面对这样的冒犯，君临天下的蒙古大汗当然不能容忍，毅然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侵日战争。
第一次蒙古入侵日本是在公元1274年。进攻日本的远征军从朝鲜扬帆出海，驶往九州岛，远征军共两万五千人，其中蒙古人和高丽人大约各占一半，还有部分女真人和少量汉人。远征军的统帅为蒙古人忽敦，两位副统帅为高丽人洪茶丘和汉人刘复亨。元军航行至博多湾，首先攻占了对马岛和壹歧岛，然后分三处在九州上岸攻入内陆。三路入侵军队中，一路为主力，两路为策应，主力部队的登陆地点大约在长崎附近。面对第一次“蒙古来袭”，日本镰仓幕府调集部分正规军迎战，九州沿海各藩也紧急组织武士和民兵参战。惨烈的战斗进行了二十多天，刘复亨在激战中阵亡，元军折损大半后退回海滩依托回回炮防守。至此元军伤亡惨重，败局已不可避免，由于箭和粮用尽，无法继续守住阵地，元军只得登船撤退。
第二次蒙古入侵日本是在公元1281年。忽必烈统一中国之后，便着手准备第二次入侵日本。元帝国庞大的远征军从江浙和朝鲜同时出发。此次出征的军容更为壮观，共有大小船舶近五千艘，军队约二十万，其中蒙古人四万五千，高丽人五万多，汉人约十万，其中汉人大半为新附军（收编的南宋军），远征军中蒙古人自然是作战的中坚力量。六月上旬，元军开始登陆作战，登陆地点九龙山距上次战争主力部队登陆的地点不远。这次远征军遇到了更顽强的抵抗，高丽军统帅洪茶丘被俘杀，几名蒙古高级指挥官也相继阵亡。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远征军的损失已超过三分之一。由于日本沿海滩构筑了一道坚固的石墙，元军屡屡进攻始终无法突破。到七月下旬，元军的粮草和箭已基本告罄，以元军的撤退收场。
一是第一次进攻日本时兵力不足。南宋尚未灭亡，蒙古仅控制了北方中国，当时蒙古帝国正集结重兵准备南下攻打南宋，用以进攻日本的军队只有五万多人。劳师远征且是蒙古人不擅长的跨海作战，再加上日本民族强悍，这点兵力显然是不够的。兵力不足的原因除了多线作战的因素外，更主要的是忽必烈并没有把当时军事实力较强的日本当回事。
二是蒙古在战术上没有丝毫的优势。按照日本人的说法，蒙古人的战斗力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强大。战争开始后，日本人采取了与蒙古人贴身近战战术，使蒙古人的弓箭和回回炮优势失效。平心而论，蒙古兵能吃苦耐劳，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且作战机动性很强，一般只带很少的粮草，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来解决。可这两次战争中蒙古人偏偏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一直未能突入内地居民区，自然不可能有掠夺之地。相比之下，日本人的战术十分高明。
三是蒙古在武器装备上没有明显的优势。对日作战，蒙古第一次遇到了武器装备不逊于自己的对手。日本人装备的优势不仅在于战刀，也在于武士的铁甲。据说元军普通士兵的刀剑与日本刀一碰即断（当时日本的冶炼和刀具制作技术世界一流，日本战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日本钢明显优于中国钢 ），只要距离稍远，蒙古弓箭就无力穿透日本武士的盔甲。
四是日本武士自小开始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战技远胜蒙古人。蒙古人的记载称日本人擅长单打独斗，这可以和日本人的说法相印证。日本人对元军中的汉人评价最低，在他们看来，汉军贪生怕死，士气低落，是标准的鱼腩部队。
五是跨海作战保密不严。两次入侵日本都不是突然袭击，攻其不备，而是日本事先都得到可靠消息，作了充分的迎战准备。特别是第二次入侵，日本人严密侦视了元帝国的动向，对蒙古来袭做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此时日本政局稳定，北条时宗对镰仓幕府和日本各藩的控制远胜以往，因此日本人能够动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抗击入侵。幕府在九州征用民夫于博多湾一带敌人最有可能登陆的地区沿海滩构筑了一道石墙，用以阻碍蒙古骑兵。事实上蒙古兵始终没有突破这个防线。
六是天公不作美，飓风帮了日本的忙。两次入侵日本都遭到猛烈的飓风袭击，损失惨重。公元1281年第二次侵日时的8月1日，太平洋上突然刮起了猛烈的飓风，风暴持续四天，元军南方舰队的舰船基本被毁，北方舰队的舰船也损失大半。北方舰队剩余的舰船搭载指挥官以及部分蒙古军和高丽军逃离战场驶返高丽。南方军的指挥官和部分高级官员眼看回天无术，也CF透视外挂只得丢下大部队，乘南方舰队残存的几艘船逃离。此时九龙山的海滩上尚留有近十万元军，这些人失去了补给和退路，又无力突破日军的防线，陷入绝望境地。三天后，日本人开始反攻，将残存的元军驱赶至一处名为八角岛的狭窄地区，然后纵兵攻击。元军大部被杀，剩余的两万多人作了俘虏。
八月一日，太平洋上突然刮起了猛烈的飓风，风暴持续四天，元军南方舰队的舰船基本被毁，北方舰队的舰船也损失大半。北方舰队剩余的舰船搭载指挥官以及部分蒙古军和高丽军逃离战场驶返高丽。南方军的指挥官和部分高级官员眼看回天无术，也只得丢下大部队，乘南方舰队残存的几艘船逃离。此时九龙山的海滩上尚留有近十万元军，突破日军的防线，现在只得等死。三天后，日本人开始反攻，将残存的元军驱赶至一处名为八角岛的狭窄地区，然后纵兵攻击。元军大部被杀，剩余的两万多人做了俘虏。日本人按照蒙古人的标准把俘虏分四等，前三等，即蒙古人，色目人，女真人，高丽人和北方汉人全部被处死，四等的唐人（南方汉人）免死后成为部民（贱民）。今天的博多湾还有一座名为“元冠冢”的小山，据说是当年元军将士的集体墓地。
在这次惨败中，南方军中有三名士兵逃脱，他们拼凑了一艘小船，幸运地漂回中国。忽必烈透过三位幸存者终于知道了战败的真相，此次战争的副统帅范文虎被斩首，其它官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忽必烈进攻日本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日本在过去数百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产地和出口国。而连年的征战，使蒙古帝国财政吃紧，这个富裕的岛国在急需硬通货的蒙古贵族眼里无疑是块肥肉。
两次蒙军都是在北九州被台风袭击，就是日本所谓的神风，日本神风敢死队就是取义于此，大元军队虽未入侵成功，但是是导致日本镰仓幕府执政前北条氏覆灭的直接原因。大日本帝国在历史受到两次大的入侵攻击，分别就是大元的蒙古、朝鲜和汉族联军的攻打，可惜元军时间和地点都没选好，准备也很仓促，反倒令日本士气高昂，武力发展。后来就是美国的入侵，直接导致了落后日本的明治维新，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最后倒是近代的二战时期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并率先攻击了美国太平洋上的夏威夷州令美国反攻，最后神州沦陷，还被投放了两颗原子能炸弹……日本现在是美国高度自治的特区吧？…………
文永之役主战场在九州百海原。日军一开始根本不知道元军的战法，都是遭遇战。还以重骑兵和小集团步兵突击战法冲击蒙军密集的步兵方阵。在蒙古军弓箭和火器攻击下损失惨重，不少东瀛武士被弓箭射成了刺猬。元军开始气势很旺盛，虽然晕船令他们大部分人精力打了折扣，但弓箭的威力和蒙古武士的杀力是令大和族人魂飞魄散的，日本历史记载是他们的守军开始就溃败，伤亡极大。但日军的血性和团结以及聪明的头脑很快就熟悉了元朝军队的勇猛战法，调整以贴身近战大量杀伤蒙古军，抑制可怕的大规模弓箭群发。日本的抵抗很有效率，日本主力的武士身披铁甲灵活的剑术快捷凌厉，令兵器卑劣的元军显得笨重就像发疯的野兽一般，只能说练武功的鬼子确实很厉害，日本兵器质量上乘如果有贸易当可大量出口，元军单兵作战基本占不到便宜。另外各地的日本援军赶投胎一样地增补过来，元军的规模因为船只并不大……关键是元军副帅汉族将军刘复亨被日本弓箭射伤后，无法带队追击首先撤退的日军，竟然先撤了。在白天的战斗中由于日军拼命的奋战，元军大部无法获得足够的登陆场，又害怕日军的夜袭，据说火器效率低要填充火药，大桶大桶的火药属易燃易爆物品容易被鬼子引爆，所以不敢在岸上扎营留宿，结果是选择回船上过夜吃饭和休整，这样的打法，结果就很麻烦了，如果不鞥速战速决的话…………。
文永之役后日本首领北条时宗吸取经验，在九州岛元军可能登陆地点建造长墙，几米高足令人马无法逾越，弘安之役由于长墙和守军的存在元朝东路军始终无法登陆，一直在海上到处晃悠。不时还遭受日军不要命的突袭。大量弓箭射进墙内都被铁甲和盾牌挡住，打的时间越长，弓箭就越少，因为弓箭生产厂家还在元朝国境后方，射过去的被日本没收了，有点像草船借箭一样，就没发回收了，最后剩几把大刀和斧头，火药用完了也没有了，笨哦…………七月初蒙古东路军和江南汉族军队会师后在海上集结，酝酿大规模行动准备一举登陆，结果他妈的台风又来了…………也可能是天佑日本吧！
元朝远征军第一次入侵日本史称“文永之役”，蒙古人带领联军在东亚第一次遇到了装备训练和勇气都不逊于自己的对手。英勇的高丽人在战斗中主要负责近战，他们因遭受日本人的正面冲击而损失惨重，不够打哦……。故而高丽人对日本军人的战斗力，尤其是日本人的战刀印象深刻，据说元军普通士兵的刀剑与日本刀一碰即断。相对来说，使用弓箭的蒙古人损失小一些，在他们看来，日本人的弓箭虽威力强大，但射程很短，不能跟恐怖的蒙古角弓相比。
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战刀：当时日本的冶炼和刀具制作技术世界一流，日本战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古代最优良的钢按性能排列依次为大马士革钢（铸造花纹钢），日本钢（暗光花纹钢），马来钢（焊接花纹钢）。
中国最好的钢（镔铁）其实也是一种焊接花纹钢，不过性能没有马来钢那样出色，中国最好的刀剑一般由进口的马来钢制造。大马士革钢为高级合金钢，冶炼技术复杂，成本高昂，具体制造技术已失传。在古代，大马士革钢刀一般只有贵族才能拥有。最顶级的大马士革钢刀为乌兹钢刀，产于印度，其次为斯切尔弯刀，产于波斯。斯切尔弯刀的做工和装饰极尽精致奢华，是蒙古贵族的爱物。相比之下，日本钢其实并无太大特色，日本战刀的优良性能主要来自其独特的后期淬火工艺。大马士革钢刀性能固然卓越，但日本刀制造成本低廉，日本的普通民兵都可拥有一把好刀。
“中国情报研究机构”的专务理事竹石健先生说：“如果当年忽必烈代表中国元朝登陆日本，击败日军，或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日清战争和抗日战争。”
但为什么忽必烈攻打日本失败呢？
认为在此有必要进行历史的回顾。
在9世纪中叶，佛教遭受迫害，日本与中国逐渐疏离，直至最后决定几乎完全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和文化联系。对于当时统治中国的蒙古人忽必烈来说，如果能与日本重建朝贡关系，就能在汉人心目中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这将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法比拟的。但直到那时为止，蒙古将领还从未参加过海战，而此时忽必烈还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跨海降伏日本岛国。虽然他并没有打算发起一场海战，但是它降伏日本的计划最终导致了悲惨的结局。高丽人不喜欢日本人，但是他们并不热衷在忽必烈控制日本的计划中担当中介的角色。自从1223年以来，高丽沿海地区就一直遭受着被称为“倭寇”的日本海盗的袭击和抢掠。高丽王朝认识到，日本海盗的行为并不是由日本政府或者日本军事政权支持或认可的，因而没有理由对日本宣战。所以仅仅派遣使者抗议日本海盗的袭击。一旦日本海盗获悉蒙古人已经征服了高丽，而朝鲜半岛战事已消除，他们便停止了袭击。因此，高丽人并无特别的兴趣帮助蒙古人与日本建立联系。
然而，忽必烈另有想法。在1266年的秋天，他派遣使节向日本人通报了新王朝大元在中国建立的消息，并让他们向新朝廷的新皇帝进贡。高丽人负责帮助蒙古使团横渡海峡。但负责接待忽必烈使团的高丽人试图劝阻他们执行使命，并警告他们说，日本列岛附近海面风急浪高，气候恶劣，异常危险。事实上，高丽人根本不想被卷入蒙古和日本的关系之中。高丽人的恫吓终于奏效，蒙古使者对充满危险的赴日旅程感到气馁，于是匆匆返回中国。回国后，他们的报告激怒了忽必烈，他认为高丽人永远不值得信赖。在1267年夏天，他给高丽王廷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斥责他的“属民”不仅不协助他的使节，反而阻扰他们前往日本。他决心排除高丽人的干扰，再作尝试。1268年，他再次派遣使团前往日本，这一次高丽人只好乖乖合作。
可是日本人并不欢迎蒙古使团，说是文明上国讨厌血腥野蛮的原始部落。他们蔑视和傲慢的行动正好为在政策上一意孤行的忽必烈提供了进攻日本的借口。当时位于京都的日本皇室实际上非常软弱无力，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镰仓幕府手中。幕府里，幕府掌权者北条时宗并不打算顺服蒙古，自恃拥有骁勇善战的武士阶层，凭借偏居大洋，易守难攻的日本列岛，他和他的前任北条政村一样，断然拒绝了蒙古使者的建议。忽必烈在信函中曾提到日本天皇是一个“小国国君”。在初步讨论了应该如何回应忽必烈这封信之后，幕府决定干脆直接把蒙古使者遣送回国，连只言片语也不回复。虽然朝廷官员已经起草了一封和解信并抄寄了一份给幕府请求批准，但幕府执权没有批准寄出公函。负责护送蒙古使节的高丽人秘密的警告日本人，不识相的话日本将面临蒙古人的军事威胁。可是日本人还是拒绝蒙古使节进入王廷。无奈，再返国途中，蒙古使节抓住了两个日本渔民，把他们带回中国。忽必烈热情款待了日本渔民，命令他们请求他们的的统治者对中国皇帝和蒙古大汗表示适当的尊敬，尽快派遣使者前来进贡，然后他派人护送他们经高丽返国。可是，日本方面对忽必烈释放被扣留的日本渔民没有任何反应。此时，忽必烈确实已被日本人的“傲慢”搞的头脑发胀，茫然失措，心烦意乱。他决不允许他们一直这样公然蔑视反抗他和大元朝。然而，在决定动武之前，他再一次派遣使节到达日本，作最后的和平试探。他选派的特使赵良弼（1217—1286）觐见日本天皇的要求被粗鲁的拒绝后，他发出了最后通牒，日本天皇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对忽必烈的信函做出反应。
日本天皇愿意对蒙古作出一个平和的模棱两可的回答，但幕府拒绝任何妥协。镰仓的武士占了上风，他们把中国特使驱逐出境。赵良弼于1273年6月返回中国，向忽必烈报告了日本的国情，可能还包括防务情况。赵良弼描述了他在日本受到的耻辱，这更加深深的激怒了忽必烈。此时，蒙古人刚刚在襄阳取得了征宋战役的重大胜利，忽必烈可以抽调一小部分军队前去征讨日本。同时，他的对日战役也是他征宋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必要的。日本人一直积极地与忽必烈的宿敌南宋开展贸易活动。击败日本人，他便能切断两个劲敌之间的联系，从而削弱南宋。1274年11月，他派遣了一支由蒙古人、汉人、女真人组成的一万五千人的军队和六千至八千名满心不悦的高丽士兵（他们并不想参加这场战役），由大约七千名高丽水手引导，从合浦（在现在韩国釜山附近）出发开往日本。蒙古军分乘三百艘大船和四百到五百艘小船，首先在对马岛和壹歧岛登陆，轻易的灭平了驻守在那里的日军。但是，忽必烈派往日本的军队无论规模上还是实力上都不足以彻底扫平日本列岛。他肯定低估了日本人的抵抗能力。最关键的战斗自然将在九州进行。虽然日本人知道蒙古大军正在开过来，但是他们刺激战场辅助的准备工作做得还很粗略。他们的经济状况无法在九州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他们也没有一个政府统一和中央集权的政权去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投入战斗。他们根本无法对付蒙古人的远程武器，包括十字弓和各种各样的弹射机。他们的指挥官缺乏实战经验，与身经百战的蒙古统帅无法相比。日本军队长于肉搏，但是蒙古军队习惯于组织严密的小组为单位集体作战，这种战术是日本人所不熟悉的。所以，当蒙古军于11月19日在九州东岸的博多登陆时，日本人处于绝对的劣势。蒙古军在进军之前鼓乐齐鸣，其战阵和攻击方法使得日本毫无招架之力。第一晚的战斗就使军队遭受了人员和装备的重大损失。他们的残兵败将更是不堪一击，溃败看来是在所难免了，那天晚上唯一使他们大难不死的是无边的黑暗。
就在同一天晚上，海面突然起了风暴。高丽水手马上对蒙古将领说，他们必须回到船上，把船开到海上，直到风暴消退。否则他们船只就会与岸边的岩石相撞而沉没，那样，他们将失去唯一的撤退工具。蒙古人勉强同意了，并开始从博多撤退。一些英勇的日本人追击并杀死了一些正在撤退的蒙古兵。然而，那天晚上蒙古兵遭受了大多数伤亡都发生在海上。狂风、巨浪和礁石把几百艘船只击成了碎片。根据一些记载，蒙古军有一万二千人因此丧生。日本人因这场风暴而大难不死，并且为抵抗元朝第二次的入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蒙古人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结束，残余的蒙古军驶船回到朝鲜，向北京的忽必烈覆命。十三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忽必烈尽管平定了高丽，但还是无法大军登陆日本列岛，无法降服日本人。
说实话，东亚大陆特别是唐宋时期与海岛国日本应为睦邻友好，但元朝统治大陆后对日本的入侵，这也为后代的冲突和二十世纪的中日战争埋下了伏笔，使日本人增强了侵占中国进行报复的野心，对大陆的敌视心态一直存在，海盗开始一直骚扰明朝海岸，贡献烧杀抢掠，一直到了明朝万历时期与朱氏朝廷和朝鲜李氏朝廷爆发战争，那时丰臣秀吉带兵进攻朝鲜，明朝大军增援，明朝和韩国联军在露梁海战大败日本海军，日本因丰臣秀吉的病亡龟缩退回日本列岛之内，这都算是忽必烈这个蒙古佬干的好事，都结下梁子了，后来又才导致了日清战争和日本与中华民国战争的爆发，几乎都是宿仇了……
赵良弼(1217-1286)字辅之，元代著名的外交家。赵州（今河北赞皇）人。元代女真族，本姓术要甲，音讹为赵家，因以赵为氏。初举进士，教授赵州。世祖时，任邢州安抚司幕长、陕西等路宣抚使、江淮安抚使、经略使、少中大夫秘书监等职。 聪敏智谋，敢于劝谏，深得世祖赏识，常纳其谏。任江淮宣抚使时，主张中国待日以亲藩之礼，被世祖采纳。1270年12月世祖择廷臣赴日，他不顾年迈请行，世祖特授少中大夫秘书监充国信使，持书赴日。世祖命派兵3000护送，谢辞仅偕书状官24人前往。1271年9月，抵日本肥前金津 (松浦郡)，因太宰府置之不管，无结果。1272年3月，再赴金津，又为太宰府所拒。赴日期间他记载的日本群臣爵号、州郡名数、风俗土宜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返燕京后呈上。以在日所见具奏，不宜以有用之民力对日用兵，有益于中日友好。1285年 (至元二十三年) 退隐怀孟务农。赠推忠翊功臣、太保、仪同三司追封韩国公，谥文正。
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郎赫德、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国书中，对这次遣使的目的讲的极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丽，举国来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将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图之”。被日本以书辞无理，不能接受，予以退回。此后几经出使，均被日本拒绝。 从至元十年(1273)起，忽必烈开始着手部署征日战争。至元十年四月，耽罗岛林衍起义，反对高丽王的统治，忽必烈乘机派元军驻高丽。之后，元军于耽罗岛设招讨司，驻扎镇边军一千七百人，从而控制了日本与南宋间的海上通道，由此可以使元军可以全力进攻日本。随后，忽必烈召忻都、金方庆等至元大都(今北京)商议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1274)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九百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
六月，九百艘军舰完工，上报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遂命令由蒙、汉、高丽三族军队组成的联军，东征日本。联军的核心是蒙元部队计有蒙汉军二万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加上高丽水手六千七百人，共三万二千三百人，由征东都元帅忻都、右副帅洪茶丘、左副帅刘复亨统帅，八月出发。
当时的蒙古军队经过成吉思汗的训练，军纪森严，每十人、百人、千人、万人各为一个战斗队，每队设一长率领，组织极为严密，因此英勇善战，战斗力很强。此外，元朝当时的火器使用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曾经威镇欧洲,所以火炮作为此次征日作战的秘密武器,出现在元军的战斗序列中。
而日本武士部队的基础是守、介地头制(庄头制)，是源赖朝建立幕府时期形成的兵制。任守、介地头职的武士，多为有功于历代将军或执权的家臣，即“御家人”。守，是掌握某一地方兵马大权的最高行政长官，但从其品秩看，也不过是从五位上到正六位下的中下级官员；地头，是管理公私土地进行征税的官吏，并对其管理的土地拥有警察权，其职位更低，隶属于守。他们按其管理的土地面积大小，蓄养私兵。某一守率队出征，其一族的家人、族人即成为该守部队的骨干随同出阵，守所辖的地头，亦率其家人、郎黨自成一队，归守指挥。这种主从关系构成的部队，组织巩固，不易溃散，散而可以重聚。家臣以死于君主马前为荣，因此战斗力颇强。但是，这种队伍又各自为战，指挥不统一，战斗时偏重于一骑对一骑的单打独斗方式，因此战斗几乎是混乱、无组织、无纪律的，不易于指挥，无战术可言，根本无法和元军相抗衡，整体战力相当弱。
至元十一年(1274)侵日元军在忻都、洪茶丘、刘复亨三将的指挥下，十月三日从高丽合埔(今韩国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发，驶向对马。十月五日逼近对马岛。当地地头宗马允助国，召集八十余骑弛向元军登陆据点，双方展开激战。由于众寡悬殊，宗马允助国及其嫡子养子共12人战死，对马守护军全部被歼，六日占领对马岛。也有史料记载宗马允助国是在壹歧岛战死。十四日傍晚，元军攻入壹岐岛。元军二船约四百人先行登陆，部队上陆列好队伍后即立赤旗为标记，与守护军左卫门尉平经高(平内左卫门景隆)所率领的百余骑激战。经高军战斗不利，退于城内防守。十五日陷城破，经高自杀殉城。十六日，元军逼近了肥前沿海岛屿及西北沿海一带。
肥前是日本九州的西南沿海地区的古地名，包括了今天的长崎和佐贺两县。当时日本也是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在九州的大宰府设立总督府——太宰府，负责九州的军事防卫和国家的外交，因此肥前地区实际上是日本对外交流的窗口，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蚀和军事力量的打击，而它的佐世葆军港，至今还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重要基地，至于长崎，相信谁也不会忘记落在它头上的那颗原子弹带给世人的震惊。
大宰府西守护所少贰兼任“三前二岛”守护藤原经资得到元军进攻对马的战报后，一边上报幕府，一边部署防御。而战报在十月十七曰方送到镰仓幕府，十八曰至京都。到十月二十二日，方知对马岛为元军所占领，而这时，元日第一次战斗已经结束了。从这一情况来看，日本朝廷和幕府对元军侵
日战争，没有任何具体的部署和指挥，战斗主要在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的指挥下进行的。
元军并没有在肥前登陆向纵深发展，而是把主力转移向博多湾。十月十九日，元军舰队进攻博多湾，杀散海滨守军占领今津一带。由于今津一带地形不利于大部队展开作战，且距离大宰府尚有一日行程。因此元军当晚回到船上，准备次日进攻大宰府。
二十曰晨，元军展开登陆战，一部元军从博多湾西部百道源滨海一带登陆，昨晚已在此布阵的第一线指挥藤原景资所率领的五百骑兵，并没有趁元军登陆半途截击，而是在元军登陆整顿好队型后，方才按日本当时会战的惯例，由主攻部队放“鸣镝”表示进攻开始，这种战术不过是中国春秋时期宋襄公的翻版罢了。日军由一名武士单骑溺战，冲在前边，大队骑兵随后冲杀。当日本武士骑兵部队逼近时，元军鼓声大作，杀声震天，硬弓短矢，大炮轰鸣，日本武士对元军的战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心惊胆战，战马惊恐不前；两军刚一接触，日本武士军队便死伤严重，百道源战场日军“伏尸如麻”，元军很快推进至鹿原。
另一部元军攻入百道源西部的赤坂，肥后武士菊池二郎武房率自己所部武士一百三十骑与元军展开战斗。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所率领的武士部队，按一族一门的战斗组织形式，轮番与占领赤坂的元军进行殊死战斗，终于迫使这部分元军向鹿原方向后撤。火炮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元军撤退时，肥后武士竹崎季长率自己的族人四骑，尾追元军，负伤落马侥幸未死。元日战后，竹崎季长以自己参加战斗的经验和目睹实况为基础，绘画《蒙古袭来绘词》一卷，为研究元日战争留下了比较逼真的史料。在其中一幅画的左面，画有一个正在爆炸火光四射的球形铁火炮，说明火炮在这次战争中的应用。《太平记》中也记载：“击鼓之后，兵刀相接，抛射出球形铁炮，沿山坡而下，形如车轮，声震如霹雳，光闪似闪电，一次可发射两三个弹丸，曰本兵被烧害者多人，城上仓库着火，本应扑灭，但无暇顾及。”
鹿原及鸟饲一带的元军，继续登陆，扩大占领地面。日本北九州各地武士如怡土松浦黨、原田一族、日田、栗尾、山田氏等所率各队武士，先后赶到战场，一队一队轮番进攻元军。尽管武士军队人数不少，但就每一队而言，都教元军为少，因而死伤惨重。
这时，另一部分元军从博多湾东部箱崎方向登陆，占领岸边松林，从背后夹击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本武士。该地守军大友赖泰的武士队伍经不起元军的夹击，开始向东南方撤退。由于大友赖泰部队的撤退，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军腹背受敌，被迫向大宰府水城方向撤退。
二十日，元军与日军激战了一整天，近傍晚时候，博多湾箱崎等地先后落入元军之手，日军被迫全军撤退，但元军紧紧咬住不放，随着撤退的曰军节节进逼。元军左副帅、作战指挥刘复亨为了更好地指挥作战，从高坡走下骑马前进。这个情况被日军前线指挥藤原景资发觉，他立即引马搭箭，将其射落马下。元军统帅受伤，使进攻的势头略受挫折，加之天色昏暗，遂停止进攻。这时，日军方摆脱元军的追击，迅速退往大宰府水城。日军撤退后，没有来得及逃走的老幼妇女，被俘近一千五百余人。
夜幕降临后，战斗基本停止，受伤的左副帅刘复亨，先行上船。元军统帅忻都召集其余将领讨论明天的军事行动。经过一天的战斗，元军对日本武士的勇猛战斗，颇有惧意，而且对一队队参战的武士部队难以估计其准确数字，以为数倍于元军。同时元军虽然占领了滩头阵地，但死伤不少，兵疲矢尽，并且统帅受伤，这些对久经战阵的元军统帅忻都产生了影响，从而不能准确地判断出战争双方的形势。高丽军将领金方庆比较冷静，他看到当时的战争形势对元军比较有利，只要坚持苦战，便能攻克大宰府，保住阵地以待援军。所以，他建议：“我军虽少，但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舟、淮阴背水计也。”但是另有打算的忻都否决了金方庆的意见，他认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兵入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于是忻都决定，全军撤退到船上，明日班师。
如果元军就此班师回去，到也不算失败，顶多是打个平手，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忻都决定班师的前一天晚上，博多湾出现了罕见的台风暴雨。日本群岛四面环海，除东北部沿海外，均被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暖流所环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潮，气候形成较温和潮湿的海洋性季风气候。在每年八、九、十月间，日本西部和南部常遭台风袭击；博多湾恰好正位于台风的袭击区内，恰好就在元军准备回国的最后时刻，台风也恰好赶到了。
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永之役”。
第二天即二十二日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活动，称为“神风”。此后“神风”一词陪伴了日本人670多年，直到公元1945年。
元世祖忽必烈第一次派遣元军入侵日本的目的，在于威吓日本，使其迅速通好，尚无灭日的决心。忻都等元军统帅利用忽必烈的这种想法，巧妙地掩饰了遭风败退的事情，以“入其国败之”的战绩，上报世祖。忽必烈信以为真，认为日军在元军的打击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必将立刻与元通好。因此，大赏征日有功将士，同时决定派出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携带国书出使日本，以求通好。四月，元使杜世忠一行绕过大宰府，直抵长门室津(今天日本本州西南沿海山口县)，企图顺利地闯过关卡，到达京都或镰仓。但长门守护却将元使杜世忠等人押送大宰府，然后上报幕府。北条时宗得到此消息后，立命将元使送至镰仓。然而，北条时宗，既无接受国书，也不考虑其他后果，下令将元使杜世忠一行三十余人斩首于镰仓龙口，只放逐了四名高丽船员。
五年以后，元世祖忽必烈再次部署远征日本，后仍因台风以失败告终，而且损失惨重。
自1275年起，幕府就开始积极为可能的元军第二次侵略做了准备，除了改进弓箭，使与蒙古强弓不相上下，同时更完备地组织起九州的武士外，幕府还在很多元军可能登陆的地点修建堡垒和其它防御工事；北条时宗下令在日本沿岸所有重要地区都建起了“元寇防垒”，这时起了重大防卫作用——元军的战舰在到达日本近海时，竟找不到登陆的地点，只得以泊于博多湾中的舰船为阵地长达一个月。这段期间，元军发动几次强行登陆作战均告失败，并且一直遭到河野通直（河野党）等人的袭扰（也受海贼草野党偷袭），直到七月初，南（江南汉军）北（蒙古东征军和高丽军）两军在九州外海会合。元军舰队因供应和人员登载问题而推迟了起航。高丽军先行进发，在对马岛惨遭失败而返。同年夏，元军联合朝鲜军队夺取了壹岐岛，向九州进发，并在不同地点登陆。在经历一些独立的小战斗后，元军被赶回了船上。此时一场持续两天的台风袭击了元军舰队，并摧毁了大部分的船只。元军会师后再度发动登陆作战，这次远征军遇到了更顽强更有效的抵抗，日军以石墙为掩护，不断击退元军的进攻，许多蒙古军将领相继阵亡，战斗又持续了一个多月，元军的损失惨重，依然不能突破石墙。（日本武士持刀剑登上元军战船杀戮的场景。《蒙古袭来绘词》（1293年））
八月一日（7月30日），元军再次遭到台风的袭击，风暴持续四天，军舰大部分沉没，范文虎落水被张禧救起；范文虎乃擅自决定班师逃跑。平户岛尚有被救起的士卒四千余人无船可乘，张禧将船上的七十五匹战马弃于岛上，载四千士卒回国。被遗弃在日本九龙山的海滩上的元军尚有十万余人，日本大军发动反攻，将残存的元军驱赶至一处名为八角岛的狭窄地区；这些元军大部分战死，其余数万士兵被俘。日本方面将蒙古人、色目人、高丽人、契丹人、女真人以及原金朝统治下之汉人全部挑出斩首，其余汉族（蒙古人称之为“南人”，日本人称之为“唐人”）则成为奴隶。总计元朝第二次攻打日本的军队，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生还。有3名士兵拼凑小船，逃回中国；通过这3名士兵，忽必烈知道真相后大怒，将范文虎革职。
一般认为台风是造成元军失败的最大原因。有一种说法认为元军舰队之所以被台风摧毁，是因为使用了错误的船型。日本水下考古学家林田宪三的研究团队研究元朝舰队的沉船后，认为他们使用的是在运河航行的平底船，采用了当时较为流行的水密隔舱设置，而不是在海洋上航行的海船。而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元朝蒙古统治者在中国本土及高丽的残酷压迫，导致朝鲜半岛、华南沿海两地，对于战事的准备与造军舰很反感，造船的汉人和朝鲜人工匠故意使用错误的船型，而蒙古人对航海又一无所知；又或者忽必烈攻日太过仓促，未有充分准备海船，造船工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以求交差了事。不过具体原因目前尚无定论。
“……马可·波罗书中写道，蒙古人认为，日本到处是黄金和美食，引起忽必烈的贪欲。郑思肖认为，‘元贼闻其豊庶、怒倭主不来臣、竭此土民力、弁舟舰、往攻焉’……。”
两次出师失利，并未使忽必烈放弃征服日本的计划。1283年（元至元二十年），忽必烈下令重建攻日大军，建造船只，搜集粮草，准备第三次征日。此举引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迫使其暂缓造船事宜；同时，元帝国在南方对越南陈朝发动的进攻受挫，造成国力匮乏，三度攻日之议因而作罢。直到1294年（元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逝世，都未再攻打日本。两次击退“元寇”后，幕府继续加强九州的防务，那里的许多军事设施很多年后还有效；然而，为了应对“元寇”而进行的全国范围动员，使得日本的经济和军事都处于重压之下，资源使用已经到了极限，幕府也无法充分赏赐抗元将士，加剧了国内武士集团间的矛盾，埋下了镰仓幕府统治体系于14世纪前半叶瓦解的背景。
忽必烈写给日本国书：“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籓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至元三年八月？日”（元史卷二百八列传第九十五外夷一日本国）
高丽王书“右启、季秋向阑、伏惟大王殿下、起居万福、瞻企瞻企、我国臣事蒙古大朝、禀正朔有年于兹矣、皇帝仁明、以天下为一家、视远如迩、日月所照、咸仰其徳化。今欲通好于贵国、而诏寡人云、‘海东诸国、日本与高麓为近邻、典章政理、有足嘉者。汉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国。故遣书以往。勿以风涛険阻为辞。’其旨严切。兹不获己、遣朝散大夫尚书礼部侍郎潘阜等、奉皇帝书前去。且贵国之通好中国、无代无之。况今皇帝之欲通好贵国者、非利其贡献。但以无外之名高于天下耳。若得贵国之报音、则必厚待之、其実兴否、既通而后当可知矣、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观之何如也。惟贵国商酌焉。”
关于十三世纪元帝国两次入侵日本的惨重失败，当时从东亚到欧洲的许多史籍都有记载，不过最原始的纪录来源不外三处：一为元帝国的记载；一为朝鲜的记载；一为日本的记载。这三种记载都有偏颇，相互矛盾处很多，所幸都不是孤证，又有考古发现作旁证，互相比较之后我们不难发现真相。其中朝鲜人的地位接近局外人，跟战争没有太多利害关系，因此他们的记录更可信些。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两次战争中的八年间隙期间，日本人似乎改进了他们的弓箭，第二次入侵时，蒙古人发现日本人弓箭的射程和穿透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已与蒙古强弓不相上下。从保留至今的图画看：日本人的长弓与当时最先进的英格兰长弓有几分相似，长约一点五米。由于日本人本来就很矮小，画面上的日本弓箭手好像比他们所持的弓还短。实际上当时日本人的战术也和英国人相似，都是以重骑兵（武士）为突击主力，轻步兵和弓手负责保护两翼和压制敌人。
关于日本参战军队数量，各方的说法都很模糊。后来的一些中国野史称第一次战争日本投入十多万军队，第二次战争则有四五十万日军参战。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也绝不可能。当时的九州总人口不过几十万，即便全民动员也不会有十万兵力，况且并非九州所有地区都派兵参战。两百多年后的战国时期，日本的财富和人口都远胜过十三世纪，战国时期几场著名的大 战，各方投入的总兵力也不过五六万人。日本的军队数量不多，部分原因在于日本人较崇尚精兵。我个人的估计，第一次战争日本军队约一两万，第二次可能是五六万，反正不大可能超过十万人。
元帝国对日本两次入侵的概况就是如此。出于大家不难理解的原因，许多爱国者对蒙古人的失败深感惋惜，他们总结了不少教训，认为如果元帝国能避免这些失误，本可以征服日本，这样亚洲历史就要改写。这些教训较有道理的有四条：第一，不应该由范文虎这样的庸才做统帅；第二，远征军应多配备马匹；第三，远征军应配属“回回炮”；第四，军队的规模还不够大。
下面我分别说说这四点。
先说说范文虎，范不过是副统帅，真正的统帅是右丞阿塔海，不过他没有亲临战场，实际的统帅是两位副帅，一为范文虎，一为蒙古人唆都。范文虎只指挥新附军，其他部队都由唆都指挥，可以说所有精锐尽由唆都掌握，唆都才是实际上的统帅。但蒙古人没有海上作战经验，因此范文虎有时成为实际的指挥。范文虎和唆都在军事上的才能确实平庸，但在此次战争中他们并没有犯什么特别愚蠢的错误。飓风来临之前，范文虎已有所预感，他命令自己能指挥的部分舰只驶入较安全的峡湾躲避，结果总算保留了几艘完好的船只供高官们逃命。不过后来追究起责任来，身为汉人的范文虎当然首当其冲被处死，唆都所受的处罚不过降职而已，在某些爱国者眼里范文虎自然成了历史罪人。
再说说马匹，远征军只配备少量马匹，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考虑：渡海登陆作战时，战马所消耗的给养是步兵的五六倍。也就是说：如果给参战的四万多蒙古兵都配上战马，他们也就不可能有其他辅助部队了。另外日本人用于阻挡骑兵的石墙大概也是忽必烈拒绝为远征军提供更多马匹的重要原因。在海滩上四万多蒙古骑兵是否比二十多万混合步兵更易于突破日本人的石墙呢？我认为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所谓“回回炮”，并非如许多爱国者所想，它其实跟中国不大。回回炮的前身是西方的抛石机（catapult），公元 前八世纪由亚述人最早使用。之后西亚和欧洲各民族不断改进，到公元二世纪初的罗马图拉真时代，抛石机的机械结构已十分完善，它成为罗马工程兵的制式装备。公元九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化学家改进了抛石机的投射物，使抛射后的燃烧效果远胜从前。拜占庭的敌人穆斯林（回回）在其舰队吃了几回大亏之后也开始仿制和使用抛石机，成吉思汗的一位驸马就是在与花 剌子模人作战时被抛石机的弹丸击中身亡。蒙古人使用的“回回炮”为巨型抛石机，由俘获的阿拉伯工匠制造。这种回回炮用舰船运输十分困难，元军如果要运载回回炮往日本使用，必然大量减少运送的战斗兵员。这样回回炮的作战效果是否能补偿士兵减少的损失，我还不能确定。不过我想：即便回回炮发挥作用，也不能改变战争的结局。
事实上，第一次入侵日本时，蒙古舰队倒装备了几具回回 炮，原打算用于海战，可预期的海战并没有发生。当元军退守海滩时，这几具回回炮也用于轰击日本人。可回回炮究竟效果如何我并不知道，有野史称“大败日军”，我觉得这说法不大可信。从后来忽必烈拒绝为远征军配备回回炮来看，其实战效不会太显著。
《 高丽史》·卷二十八·世家二十八·忠烈王一：“（元宗十五年）冬十月乙巳，都督使金方庆将中军，朴之亮、金忻知兵马事，任恺为副使，金侁为左军使，韦得儒知兵马事，孙世贞为副使，金文庇为右军使，罗裕、朴保知兵马事，潘阜为副使，号三翼军。与元都元帅忽敦、右副元帅洪茶丘、左副元帅刘复亨，以蒙汉军二万五千，我军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战舰九百余艘征日本。”
大和英魂，民族英雄北条时宗
在现在日本东京皇宫的三之丸尚藏馆中，珍藏着作为日本国宝的6卷本画卷，名为《蒙古来袭绘词》，绘词共6卷21幅，它记述了文永、弘安年间的两次抗击元兵的浩大战争。由于日本列岛与亚欧大陆隔海相望，这一独特的位置，使得日本很少受到外族的入侵，真正侵犯过日本本土的，仅仅只有11世纪的蒙元帝国和二战时期的美国，而11世纪的那场倾注举国之力抗击元兵的斗争，可以说是与大化改新、明治维新一样，在日本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在战时，日本海军的军歌中，也将击溃元兵作为鼓舞士气的因素，“神风攻击队”名字的来历，就是源于弘安文永之役。
当时听闻陆秀夫携带宋代最后一位小皇帝投入大海，十余万人跟随自杀殉国，南宋朝廷自此灭亡的镰仓幕府极度震惊，日本朝野上下皆恸哭哀悼中原从此陆沉，感慨华夏为夷狄所辱。但面临强大的蒙元帝国所致国书，群臣皆不知所措，天皇早已成为虚君，朝廷和公家早已经沉迷于京都奢侈的生活，而将军九条赖经、九条赖嗣也并非贤能有主见之君，他们相互推诿，最终将回答国书的难题交由执权北条氏身上。时任执权的北条时宗仅仅只有23岁，从其父亲手中接过权柄也是经历了兄弟相争、族内相残。以镰仓幕府当时的实力，基本上无法同强大的蒙元帝国抗衡。但是，这位年轻的少主自幼接受了华夏之辩，也深知日本若接收国书之后，会与南宋、高丽一样，沦为元寇的附属，北条时宗按理拒绝。
西元1271年，蒙元再度派遣赵良弼赴日，强调若不交好则必以兵征伐，北条时宗以一国之主的身份，痛诉若接受其要求，则等同于蒙受蒙受元寇之屈，使本国子民受元寇驱使奴役，断然拒绝，并一怒之下斩杀来使。尽管两军交战，不杀来使是中华交战的定例，但北条时宗此举在于表明举国统一抗击元寇之决心。忽必烈纵横沙场数十年，在欧亚大陆建立广袤的大帝国，岂能容忍乳臭未干的一介少年如此之举 ，于是招兵买马大动干戈，欲率领高丽、南宋降军和蒙古铁骑，荡平日本。当时，镰仓幕府耗费倾国之力，在筑紫、博多、壹歧筑修防线，据敌于日本本岛之外。
北条时宗在文永、弘安之役中，也失去了自己的亲兄弟，同时，葬送了北条家对御家人的控制权，足利氏和后醍醐天皇乘势而起，这两大战役也成为镰仓幕府灭亡的导火索。北条时宗自身，也在战役中忧劳成疾，最终身患不治之症，31岁时候便离开人世。以一代幕府之灭亡和数万生命之泯灭的代价，换取从此元兵不敢再犯的结果，代价如此之惨痛，却令人敬服。用生命和幕府，赢得了尊严，使日本免受元寇大规模的屠杀奴役，更为重要的是，他以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和胆识通蒙元帝国奋力一战，让降伏汉人和高丽人汗颜。民族英雄不会因为国别和立场的改变而改变，北条时宗也是以华夏不屈精神对抗夷狄的典范。
